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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刑事风险防控”

针对知识产权刑事风险的问题,日前,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召开了“知识产权刑事风险防控和刑事救济”研讨会。与会专家表示,当前知识产权的维权成本高、违法成本低,而民事途径的维权则大多得不偿失。

与此同时,刑事救济手段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中越发受到青睐,出现刑事责任扩大化的趋势。

现状

维权成本和收益失衡

近年来,随着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和行动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企业不断加入到维权队伍当中。

鸟人是较早开展维权的音乐公司,也在维权过程中遇上了不少困难。鸟人公司总经理勾蒲亮说,他们在诉讼过程中,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拆分立案”,也就是说,只能每首歌立一次案。

“我们在山东维权,一个案子一首歌,诉讼费是一千元。如果这么算,一个案件一百首作品,就要交10万元。”勾蒲亮说,“也就是说,要想获得10万元赔偿,自己得先交10万元诉讼费。”

这种“拆分立案”的方式,给企业带来的问题就是维权成本上升。但另一方面,巨大维权成本却很难换来收益。维权的成本和收益失衡的问题,困扰着很多企业。

个体维权多得不偿失

不仅维权结果不尽如人意,而且企业选取民事途径救济的过程也十分艰难。

中国蓝星集团北京分公司监事处处长尚天翼说,民事诉讼很大的问题是取证困难,他们曾经按照产品地址去找侵权产品的生产企业,结果发现,根本就没有这个地方。

所以,这种民事诉讼手段很难打到根源上,始终是治标不治本。

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张平介绍,知识产权维权成本高昂的问题并非我国独有。从国际范围来看,美国、日本等主张知识产权的都是协会联盟、出版集团,而个体的维权,则基本上是得不偿失的。

张平认为,未来在中国进行知识产权维权,应该集合在一起统一行使权利,比如通过协会、集体管理机构或者联盟、经纪公司等途径。

建议

应防刑事责任扩大化

由于民事手段维权的渠道并不通畅,越来越多的知识产权维权开始转向刑事手段。

根据最高院今年4月份发布的《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白皮书(2012)》,2012年民事、行政、刑事三类知识产权案件中,刑事一审案件的增长速度最快,高达129.61%。

刑事诉讼手段保护的是公共利益,一旦进入刑事程序,将很难控制,企业不一定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李顺德表示,现在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确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其威慑作用非常大;但如果用不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因为直接涉及到人身自由问题,涉及到一下能把一个企业搞垮。

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教授张平表示,应防止知识产权案中的刑事责任扩大化问题。

正常企业间知识产权竞争和民事纠纷,如果都用刑事手段解决,会导致公权力部门滥用职权,扼杀产业的发展。只有在整个社会公共利益受到危害时才动用刑事手段。

刑事手段是最后的防线,刑法应该抓最典型、最恶劣的,如恶意制造盗版光盘等。但如果仅仅是抄袭,在网站上改头换面,明明能感受到有侵权行为,但这种情况下用刑事手段就过了,可以用民事手段。

一般知产案应“民事优先”

“民刑法律交叉有三种情况。”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田文昌说,包括先刑后民、先民后刑和民刑并进。“如果一出现民刑法律交叉的情形就选择先刑后民,就会把整个程序都搞乱了。”

田文昌认为,知识产权首先是民事救济,最后才是刑事救济。

刑事责任扩大化不仅仅是扼杀某一个企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可能扼杀某一项技术的创新。“发展壮大的根本是依靠创新,要有自己的核心技术。而不是拿到一点儿权利就去诉讼,这样只能获得暂时的利益。”张平说。

但保留刑事责任追究也是必要的,可以给极其恶劣的侵权行为予以制裁,但正常的、一般情况下是一种民事纠纷。

事实上,有时两家企业会越打可能越亲密,越打越合作,松下和索尼打了几十年;美国那些公司打着打着就是离不开的伙伴了。

“三星和苹果打,有上亿美元的赔偿,有谁把两家公司的高管抓起来?没有人会提起刑事诉讼。”张平教授说。

但在中国,涉案数额达到20万、30万就可以量刑了,就可以抓公司高管了,这是特别怪的现象,折射出一些执法部门把知识产权制度理解和执行偏了。

 

/ 记者 李奎

作者:李奎

转自: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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