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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為:如果沒有知識產權保護,創新越多的公司就越先破產

華為公司創建於1987年。大概是27年前,通信行業在中國是十分落後的,那個時候很多企業沒有電話,通訊主要靠高音喇叭,我不知道有哪些人看到過高音喇叭,像汽車輪胎那樣大小,高高的掛在樹上,如果有事情宣布就通過高音喇叭,所有人都可以聽到,那個時候人們非常安於用高音喇叭的方式進行通訊。我們現在看那個時候的通訊方式,是非常落後的,華為公司就致力於通過賣電話設備而不是高音喇叭的方式,來改變人們的溝通和生活。
  最開始的產品是來自於一個香港公司,華為公司做內地的分銷。好景不長,做了兩年之後被迫開始了創新。那個時候的市場需求太大了,利潤非常高,我們的合作伙伴—這家香港公司決定自己做中國市場的拓展—華為公司沒有產品了,我們只好自己去開發產品,去參與這個競爭。我們的創新之路從那個時候開始,即從1990年開始,到現在,將近25年的時間,華為公司發展成了一個有15萬人、7萬名研發員工的公司,應該說是非常的了不起。熟悉華為公司的朋友們可能會了解到,2013年,華為公司在《財富》世界500強排第315位,應該說是在通訊行業裡面佼佼者,已經全面超過了很多我們曾經歷史上非常崇拜的競爭對手(2013年愛立信排名第333位,編者注)。
  這樣的競爭,還給我們每位消費者帶來了很多好處。現在手機的話費一分鍾兩三毛錢,新開通一臺手機可能不要錢。但在1990年前後,安裝一部電話是要5000元人民幣,那個時候一般企業的平均工資是30-50塊錢。競爭造就了我們偉大的公司,造就了今天社會高效的通訊方式。
  我講一下我們在創新和開放創新方面的理解。熟悉通訊行業的人知道,這個行業裡面的企業會投入收入的10%進入到研發,華為公司也不例外。2013年華為公司投入了超過30億美金在研發方面。我們作為一個中國公司,很多的研發人員在中國,中國的研發成本相對低一些,我們用差不多的研發投入,擁有了一個全球最大、最有實力的研發團隊,在研發方面的員工,現在已經超過了7萬人,在我們15萬人的總員工數中佔到將近50%,知識產權方面有非常驕人的成績。華為在中國的專利申請量連續多年排名第一,累計的專利授權量,從國家知識產權局開始發布的統計上,已經連續五年排名第一;在美國的專利授權量,現在排到前50位;在歐洲是排名前15位。
  光有創新的投入是不夠的。我們受益於開放的創新,通信技術主要的要求是互通互聯,如果你的設備和其他廠商的設備,不和已有的設備互通互聯,你的設備就沒有市場。通訊領域,從最早來說,就是一個崇尚開放,崇尚協作的創新模式。我們現在跟很多的業界高校有非常多的合作。華為公司在創始之初,就跟國內的很多高校,特別是郵電高校,有很多的合作,公司的很多高管來自郵電系統高校的老師。
  但僅僅靠合作還是不夠的,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是標准,所有的產品必須按照標准進行開發纔能完成互聯互通。標准在通信行業是非常重要的一項工作,不光是制造商,包括我們的客戶—運營商,大家定期出席一些標准組織的會,去討論和提交我們的技術提案,貢獻我們的技術理念,一起討論未來的通訊協議應該是什麼樣子。
  正是有了開放創新的模式,正是因為有了標准,所以華為公司在開始做我們產品的時候,我們就知道如何開發我們的產品,我們能夠有信心,依照這個標准,用這種開放創新的模式做出來的產品,一定會被市場接受。這個市場就是一個開放的市場,有給新興的企業甚至是中小企業競爭的機會。
  我們在通訊行業有很多不是那麼開放的標准,不是那麼開放的創新,事實證明的話,相對開放,更加開放的創新,更加開放的標准,會帶來更加繁榮的發展。大家知道日本企業在通訊行業走得不那麼靠前了,很大的原因是日本有相對封閉的標准,他的企業自己做出來的產品去海外銷售非常困難,因為遵循自己的標准—雖然說海外的企業去日本競爭非常困難,因為無法滿足日本的標准—標准的封閉型導致了企業參與全球競爭的機會大大被壓縮。
  源於歐洲的GSM和WCDMA一系列標准,和源於美國的CDMA標准相比,前者遠比後者成功,我認為究其原因也是GSM和WCDMA標准一開始就是一個開放的表,非常多的企業參與制定,非常多的企業參與實施,和美國的CDMA標准由高通公司一家主導,是完全不同的。這在一定程度上是源於歐洲的國家非常開放的態度—去參與國際間的合作,去與競爭對手共同開拓這個行業。
  應該說華為公司也是從中的受益者。我們從一個小公司做到現在,已經成為通訊領域最大的公司之一。我們現在更多的是開放式創新的參與者,華為參與全球170個標准組織,每年有非常多的標准提案貢獻到標准組織,目的是為了未來通訊技術的發展。
  我們企業的創新,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基礎技術的研究,一類是產品的開發。基礎技術的研究,往往面向的是未來的技術。剛纔談到標准,目前在制定通訊標准,很可能是被十年八年之後的通訊網絡所采用,是面向未來的開發,這樣這些研發人員並不開發產品,華為公司差不多兩萬研發人員不開發產品,做基礎技術的研究,有一些技術比較快的可以在產品中被應用、共享,有一些技術要等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纔會在市場上得到應用。正是因為基礎的研究,推動我們的技術能夠不斷的發展。
  目前我們有一些中國的優勢,中國各大院校每年培養很多的優秀畢業生,在數理邏輯方面有非常強的優質軟件工程師。但是中國的研發優勢,也不是在各領域都非常強的,我們也有一些領域,相對我們國外的研發環境,也還要弱一些,所以華為公司的研究,是一個面向全球的研究,我們在全球都有非常多的研究中心,歐洲的研究中心有將近1000人,美國和加拿大一共有將近2000人,海外的研究隊伍給我們研究的團隊有一個非常大的互補,幫助我們在全球的通訊領域解決各種各樣的難題,為我們解決未來通訊的技術問題。
  從具體的標准來看,從參與無限通訊標准的實施,到制定經歷了漫長的過程,第一代移動通訊技術是比較封閉的技術,是基於模擬通訊的,第二代移動技術開始更多的標准化的技術,廠商之間的通訊系統可以實現互通,包括剛纔提到的GSM、CDMA之類的技術,這些技術實現的時候,華為公司是處於相對落後地位,產品也落後於競爭對手,在標准上更多的是實施者。
  從2000年之後,我國開始逐漸的實施第三代,開始部署第三代移動通訊的網絡,這個時候,華為公司開始逐漸參與到標准的制定過程中。我們在標准制定過程中,也相對來說是一個後進入者,但是我們的產品已經取得了一定的領先。
  在第四代移動通訊技術—LTE技術方面,華為公司從標准制定的後進入者成為主要的貢獻人。技術工作標准組織有很多技術工作組,每個技術工作組都有一個主席,華為公司和愛立信公司並列擁有最多的主席席位,領先於其他所有的通訊公司。在標准的提案、標准貢獻草案、被接受的草案方面,華為公司都處於相對領先的地位,產品方面也屬於業界領先。華為公司承建了全球目前224張LTE網絡中的110張,佔到近50%。
  說到開放和創新,如果沒有知識產權保護,創新越多的公司就越先破產。沒有人會願意每年投入超過30億美金的經費,去供養一個7萬人的研究開發團隊。越是做研發投入越多的公司,越有可能被別人抄襲,最後導致公司失去了競爭力。知識產權保護對創新型的公司是非常重要的,華為公司也非常重視。據我們自己的統計,我們在全球累計授權的專利,已經達到了36000件,剛纔提到在中國專利授權,已經是牢牢穩固在第一的位置,有將近25000件的中國專利授權;在歐洲和美國的專利授權,分別也有7000多件和將近2500件。我們認為在通訊領域,應該說已經擁有了這個行業最具價值的知識產權組合之一。
  我們知識產權的團隊給大家借此機會簡單介紹一下,截止到去年底是308人,分布於深圳(總部)、北京、上海、南京、西安,以及美國的達拉斯、硅谷,德國的慕尼黑,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加拿大的渥太華。首席法務官宋柳平先生被英國Manag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雜志評為全球IP界最有影響力50人。我們在歐洲和美國都有當地的分部,歐洲的分部有20多位員工,超過一半是中國的員工。
  我們在知識產權領域,作為創新者,作為知識產權的實施者,希望有平衡有效的政策,促進健康的產業環境。比如希望能夠在知識產權制度方面給予法院更多的權力和自由,以保護權利人的合法權利;比如說希望法院能夠有更多的主動調查取證,去給專利侵權賠償裁量權,更多的運用專家證人。這些方面我們看到了知識產權的法制。國內的專利法,法院的實踐,司法解釋,最近這些年有了非常多的進步。我印象中比較深的是在法國,曾經有法院去要求華為提交證據,提交專利使用的證據,換句話說,是產品開發的證據。法院會派取證人員到公司主動提取證據,這個過程我認為在國內還相對來說不太常見。雖然說我們自己這個案子是被調取證據,但我們有受到了非常多的啟發。雖然專利最終證明是無效的專利,但是也獲得了這樣的學習機會,我認為法國的知識產權保護相對來說是非常的可圈可點的,有一些我們值得學習和借鑒的地方。
  我們在中國提出了希望職務發明制度給企業更多的權力,避免企業承擔不合理的高額的報酬責任,或者面臨權利流失的風險。我們更多的是聽取了歐洲律師的意見。德國的律師告訴我們,德國的類似的制度給企業帶來了非常多的痛苦,企業需要投入很多的時間、精力,維護和管理職務發明,職務發明人所做出的發明在企業的所謂的盈利情況,想辦法算一個合理的數反饋給這個發明人,投入的成本甚至超過了實際交給發明人的真正回報。給發明人的報酬,我們希望在這樣的制度中,能夠借鑒海外的經驗和教訓。
  在歐洲,我們積極的參與了一些政策制定的活動,比如說剛纔有嘉賓提到及說知識產權。歐委會有貿易局,作為知識產的管理部門;現在競爭局,也有很多知識產權方面的相關的調查和觀點,我們在來自於競爭法和知識產權法相互競合的過程中,我們發現有很多問題是值得討論和推敲的,甚至澄清。比如說歐洲競爭局的一些決定,關於基本專利,標准裡面的基本專利是否可以使用禁令,如何判定一個權利人是善意的被許可人,我們認為有一些評述,相對來說比較模糊,這樣導致了一些法院,或者是一些相關的權利人,被許可人,出現了一些迷茫的問題。另外一方面,歐洲目前建立了一個統一的專利法院。中國也在建立專利法院,。我們希望能夠有一個相對公平公正的標准,避免了這個程序被專利運行公司—剛纔大家提到了專利流氓公司,在美國的話這是一個非常熱門的詞匯,因為有一些公司不生產制造自己的產品,就通過低價值的購買一些低價值專利,通過禁令威脅敲詐大公司的創新型的公司,—通過一個小的創新,去阻礙一個大的創新被市場化、產業化,我希望歐洲的專利法院也能夠在制度制定中去對這個禁令和低質專利給予考慮,避免專利權被不正當的濫用。
  在美國我們有類似的建議。大家知道美國有很多不同的程序,有法院的程序,也會有行政執法的程序。大家可能經常提到ITC程序。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歐洲和歐共體,和美國是曾經有過類似的談判,關於337ITC的程序,是否合理,是否對來自海外的競爭對手有不正當的排出限制的競爭效果。我們認為現在的程序,在一定程度上給了專利流氓公司以機會,通過微不足道的專利獲取一個禁令,這樣阻礙更有價值的創新。類似於這樣的訴訟,在美國地區法院已經很難做到了,但是在ITC的程序,對於禁令的考量是適用不同的標准,換句話說,對於來自海外的供應商,甚至是包括總部在美國、但生產制造是在海外而把產品進口到美國的公司,也會受到ITC程序的管轄。這樣帶來了雙重標准的問題,希望在不同的法域考慮問題,和產業界一起共同討論什麼樣是一個平衡而有效的知識產權保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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